专访 | 杨文彬：是作品帮助我画清了自己的轮廓
3月15日，首届“映·纪实影像奖”获奖名单正式公布，1996年出生的摄影师杨文彬，凭借摄影项目《大学社会》获得本次比赛的最高项目资助，奖金20万元人民币。在奖项公布的前一天，小编正好去了一趟映画廊，当时忘记戴眼镜，但是远远的一群人中，我就注意到一个非常显眼的少年，不仅是因为他最年轻，而是因为在他身上我感觉到一种干净、自信和比同龄人更沉稳的气质。
在结果公布之后，身边的摄影人都在讨论这个事情，从夸赞到质疑，大家的观点严重的两极分化。有人觉得他开阔了自己对于纪实摄影的理解，也有人对他的作品表示质疑。在大家的讨论中甚至出现了一些谣言，说杨文彬个人网站的作品迫于学校的压力而被撤掉了。
我自己在看过他的获奖作品后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在和朋友们的讨论中，我也重新思考了对摄影的看法，同时也对杨文彬产生了很大的好奇。他为什么可以拍出这样的作品，为什么都是经历过大学的人，他会发现一些其中的荒谬，而绝大多数人却觉得一切正常。
杨文彬
1996年生于山东济宁，现居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在读
2015年获第五届丽水摄影节新人资助奖
2016年入围第八届三影堂摄影奖
2016年参展“PSA青策计划”
2017年获“映·画廊纪实影像奖”最高奖项
让我们先来看看他的获奖作品
大学社会
（部分）
蒋得好（以下为J）：你的作品表现了一些生活中的荒谬，那么对你来说，你心里最认可的现实是什么？它来自哪里？
杨文彬（以下为Y）：我的作品当然不仅止于荒谬。如果这个词语能概括完整的话，我就不会去做作品了。荒谬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一个状态，是当你重复写一个字，写到第十几遍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字越来越不像这个字，荒谬感可能就是这种观看生活的状态。
我不认为存在“最认可的现实”，现实就是现实，它成其为现实也当然是有合乎理性的原因，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与其说是认可哪一种现实，倒不如说是更认可哪一种“想象共同体”。我是从一个读者成长为作者的，在某种意义上，我更认可创作者的“想象共同体”。
J：从什么时候开始走了一条和周围同龄人不同的道路，出于什么原因？
Y：刚才说了，和那些因天生才气而爆得大名的年轻人不一样，我是从一个读者成长为一个作者的。
“周围的同龄人”太笼统，我认为每个个体都应该去走自己的路。教学纲要、社会组织形式，有如广义上的一切系统，要将个人强加在现时间的规划之中。这种规划的生活外形看起来很高尚，但我认为每个个体都应该采取自己的姿态。对我而言，艺术创作是最可靠的道德保险。
J：为什么会选择用摄影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Y：是因为选择的有限性——高中我没有接触其他艺术形式的机会，但我知道我可以用相机做出来创造性的活动，它使我本能上产生兴奋。直到现在图片摄影也是我很重要的表达方式。
J：当初那么坚决地来到北京学摄影，经过这几年的大学学习与生活，有体验和学习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吗？
Y：北京的文化氛围很好，学习和体验的障碍相对较少。来北京时正是寻求自我定位的年龄。我首先认为我是一个作者，于是学习和体验更多的是在校外发生。我会去参加一些文化活动，但是Social 挺少的，生活大部分时间主要是看书和拍摄，好多人都是萍水相逢。我起初是好奇他们在做什么事情（于是就会主动去接触）。这些都是潜移默化的体验，也是功夫在诗外的学习。
J：在一篇采访中你说：“高中摆在我面前的只有摄影，我知道他对我而言意义在哪？”，那么，摄影对你的意义是什么？高中时所想的和现在还一样吗？
Y：选择摄影是因为当时选择的有限性，它对我来说的意义就是这是一项创造性的活动，会让我产生一种创造事物的本能冲动。另一方面，影像创作和现实之间暧昧的关系也让我有打破自己有限生活经验的渴望。
你这个问题特别好。现在我在北京，我一直在反思自己，拍照的热情有没有变为一种欲望。一开始我就是很单纯地想要拍照，想要和生活经验之外的无限性有一些沟通，而我现在有没有去寻求定位，寻求别人的认同？我不敢给出这个答案，但是让我重新申明一下，艺术创作是最可靠的道德保险。只能通过不断地做作品，对自己周围的环境作出回应，来打理好自己的状态。
J：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读书的？你都读什么书？
Y：高一的时候，大概是从《送你一颗子弹》开始。读书是个很私人的经验，它应该像是一棵大树一样自然生长，而不是人为规划的植树造林。我读的书很杂，是从这一本知道了另外一本，然后找来翻看……
J：你读过的那么多各种各样的书，对你的摄影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Y：没有直接的按照某本书的意志去拍什么作品，但想来应该都是后知后觉的影响。不希望谈太多的阅读经验。这些是一条隐秘的线索，但不是决定我拍这些照片的原因。
J：你是出于什么原因导致现在“和别人不一样”，你的作品源于什么？
Y：就像一条河流无法解释自己的流向一样，我也不清楚我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我的作品和思考到底源于什么。但这不意味着我不能去试图回答。在说这些之前，我有必要说明的是，我的这些谈论只是你们理解它的充分非必要条件，是一种辅助，有时候辅助也意味着简化。
我们经常会有向外界寻求共鸣的渴望，这种渴望在创作者身上往往会更加剧烈。我过去的作品都是从这种渴望出发，去对我生活的外界现实进行回应。
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会体会到一种快感，创作者尤其如此。在我对生活经验的回应中，比如《大盛世》这件作品，我拍摄编辑时会感受到一种加速度，这种加速度带给我充实丰沛的快感。
我想，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最糟糕的无疑是把自己看作艺术的拥有者且将艺术视为他的工具。我觉得我自己和作品之间是个“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相互的过程，去塑造它，它也会塑造你。如果说它们能带给我什么好处的话，那我想唯一的好处就是能帮助我画清自己的轮廓。
我没有刻意规划过它们，反而是它们在纠正我，纠正时间的回声。
J：会担心自己变的平庸吗?
Y：平庸是别人强加给你的观念。我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感知世界的方式和逻辑，很难从这种评判标准出发来判断这个人是平庸的，而另外一个人不是。但我会担心误解会越来越多，我们都渴望得到交流，找到共鸣，在创作者身上这种渴望更剧烈。
J：我听人说你受到学校的压力，而撤掉了网站的作品，这是真的吗？这个作品在学校的反应如何？
Y：这是谣言。我想学校不会给我多大的压力，因为我们学校是一个很尊重个体表达的场所，我的老师都很支持我的创作。这件作品在拍摄的时候，我们学院的老师就看过，他们都很支持我，并且很关心我的创作。学校的媒体为了帮我澄清一些误会，也在联系我做采访。
当然也会有校友对我的作品产生质疑，其实我很理解他们，因为我们从小就受到“二元对立”观念的教育，大家觉得事物都是“非黑即白”“非善既恶”，所以当我的这组作品不是在“赞扬”他们，他们就会觉得这是在“黑”他们。但是事情并非只是“褒”或是“贬”那么简单。现在大家的意见越来越两极化，和大家表达的环境越来越封闭有关。我不会去取悦他们，但是我会尽量去消除误会。
J：能描述一下这次参赛的心路历程吗？
Y：一开始没想到自己获奖。但是起初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就是至少要入围。准备投稿是一个逼着自己梳理自己作品的过程。或许正如那老师所言，我是一个幸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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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编：蒋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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